这是本书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在《柳叶刀》上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的叙事和文化定义》一书撰写的一段书评，直接明了地表达了他对传染病史书写的理解：在追求冲突的戏剧效果，刻画个人与社会的危机的同时，重视捕获历史的细节。
这是本书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在《柳叶刀》上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的叙事和文化定义》一书撰写的一段书评，直接明了地表达了他对传染病史书写的理解：在追求冲突的戏剧效果，刻画个人与社会的危机的同时，重视捕获历史的细节。
选取了近百年来全球暴发的9例特大传染病案例，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与瘟疫相生相杀的历程。
“傲慢”，或许是其中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词。一般而言，当我们在讨论“傲慢”时，总是会联想到高等文明、种族优越感、政府与官员们的“傲慢与偏见”，这些事例在疫情大暴发时，必定会表露无遗。
此外，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情绪总是如影随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却用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
我们不该因为人类在某些大瘟疫后幸存，就无视自己曾经的傲慢与纰漏。回首瘟疫史，在纪念人类展现出的智慧、力量与勇气的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痛苦的离别、牺牲和哀愁。
然而，仅仅识别出病原体并了解疾病病因还不足以控制流行病。
我们被反复告知，问题不在于世界末日是否会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
我认为大多数疾病的出现都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破坏，或病原体惯常寄居的环境的改变。
事实上，流感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流感杆菌只是一种合并感染的病原菌。
反常是科学中的常态。没有哪两个实验是完全相同的，但通过改进方法，共享工具和技术，科学家们能够大体重现彼此的观察和发现，从而达成共识，认同对世界的这种或那种解释。这就是知识产生的方式，也是一种特定范式被接纳的方式。
实际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乐于接受反常和不确定性，因为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除非你真正看到他的死亡，否则一个死人没有任何意义，散播在漫长历史里的1亿具尸体不过是想象中的一阵阵轻烟罢了。”
恐惧不仅被用来售卖漂白剂、洗涤剂和驱虫剂，也成了促销报纸的方式，因此，戈达德决定大肆宣扬阿根廷剧团的故事。
在任何疫情调查中，一旦明确其为流行病并确立诊断标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患病人群是谁？他们在哪里染病？何时染病？如何染病？以及染了什么病？通过已有的调查，基本上可以确定：患病人群是那些老兵，时间是那次聚会，地点就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
将这些明显的病因排除之后，弗雷泽开始思考可能性更小的可疑关联（包括空调系统）。
同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也试图教导公众，解释说在接种后48小时内，“正常”的死亡率是平均每天5/100 000。一个可供对比的数据是，宾州每天因各种原因致死的预期死亡率为17/100 000。也就是说，可以预见有些人会在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但并不意味着接种疫苗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出现这种综合征算是可以接受的风险，但在没有疫情暴发的12月，有30人在接种疫苗一个月内患了该病，这引起了广泛的警觉，政府被迫中止了接种计划，并调查其与疫苗的关联。
讽刺的是，就在森瑟尔被公开解雇的三周前，谢泼德冲进森瑟尔的办公室，宣称自己和麦克达德解决了世纪难题：军团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迄今未知的革兰氏阴性菌。
首先是由于它出现在举国为另一种流行病深感焦虑的当口；其次是由于媒体对疫情暴发的强烈关注。
二是因为受害者是美国人中受人敬重而又易受病魔侵害的老兵们。但归根结底，若非一位科学家坚定的决心，再加上他愿意抛弃先入为主的观念与思维定式，就算动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可支配的所有资源也将无济于事。
换句话说，如何处理这些未知的未知？这就是麦克达德所面对的问题。在那时，他使用了一种针对立克次氏体的染色剂，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模糊的成簇生长的杆状微生物。由于这种微生物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肺炎病原体，因此他的同事们坚称那只是某种“污染”——这正是他们用实验豚鼠培养细菌的经验以及从微生物学培训所学到的。
军团病的案例还说明了医疗技术和人类行为如何影响了我们与病原体的关系。军团病疫情要暴发，仅是水塔和空调系统为古老的细菌提供新的繁殖场所还不够，细菌还需要与高度易感的人群相遇。
乍看上去，迈克尔产生抗体的能力似乎完好无损。但当医生用最新的单克隆抗体技术检测时，发现他的T细胞数量很少。特别是T细胞的一个亚类——CD4细胞——极度缺乏。CD4细胞是免疫系统的中央控制器，
“一个既往健康的人被送进医院，还病得如此严重，这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们已知的任何疾病或综合征。”到了1981年3月，迈克尔还在住院，但没有任何药物或实验性疗法能阻止感染进程。
戈特利布检查了他的血液，发现了与迈克尔同样的情况：CD4细胞数量低于正常水平。不久后，该患者也患上了卡氏肺囊虫肺炎，韦斯曼照护的另一名患者也是如此。
“所有上述观察结果都提示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疾病：它表现为细胞免疫功能缺陷，会使人易患机会性感染，如肺囊虫病和念珠菌病。患者可能共同暴露于某种危险因素。”
柯伦可能还没意识到，他刚刚描述了艾滋病（AIDS），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事实上，HIV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病毒——逆转录病毒。由于感染后潜伏期长、起病慢，因此又被归入慢病毒（lentivirus，来自拉丁语中“慢”一词）。当某个人第一次感染HIV时，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抵御病毒。
起初，巴尔的摩和特明关于逆转录酶的发现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最终科学界接受了这个理论，他们也因此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奖。该理论还催生了一个新术语：具有这种特殊能力的病毒被称为逆转录病毒。
任何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会被赋予许多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堕落、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一种隐喻。其次，借着疾病之名（就是说，把疾病当作一种隐喻使用），这种恐怖又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
“我从未听闻什么新疾病。”这种冷漠部分是源自无知，部分是出于偏见：人们认为这种疾病只会影响同性恋者。
“我们祈祷有一天，会有一个重要的人染上艾滋病。”他认为是赫德森的声明改变了事态。尤其是，声明发出后，记者提出了一连串令美国尴尬的问题，比如为何这位好莱坞偶像被迫在巴黎求治。
首先是人们发现艾滋病是一种血液传播疾病，可以通过静脉注射毒品和共用针头传染，而且病毒还出现在美国的血库中；其次是糟糕的公共卫生信息发布程序以及模糊不清的术语使用，如“体液”一词给人的印象就是，你可能会通过唾液和喷嚏感染艾滋病，甚至会通过触摸艾滋病患者曾接触过的物体而染病；第三是人们意识到艾滋病是由一种致命的新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也许能在异性恋之间传播，而且目前还没有治疗药物，一旦确诊就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
HIV只朝着一个方向进化，从单一的病毒原型分化为日益复杂的亚型和重组株，因而病毒多样性是判断其起源的有力证据。
总体说来，关于HIV病毒生态的理论主要有两派。第一派认为猎食野生动物、殖民主义，加上全球化驱动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更好的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足以解释HIV-1型M组病毒在非洲的扩散以及随后的全球流行；第二派则认为，所有这些因素的确很重要，但仍不足以解释这一特定病毒亚型为何流行得如此之广：首先是在非洲城市人口中，后来扩散到非洲农村和世界其他地区，到处都有它的存在。
通过共用针头和注射器传播HIV-1的效率是通过性交传播的10倍，善意的医疗干预措施（其中许多是在殖民时代进行的）可能成了艾滋病流行的帮凶，使其从一种局限于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本地流行病，膨胀为远征海地、纽约和旧金山的大魔头。
在人道主义医疗项目中，一些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会在无意间经针头和注射器传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埃及政府在抗血吸虫病运动期间发生的悲剧。
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流行病学条件开始变化，为HIV始祖病毒创造了新机遇，使其得以在人际传播并广泛增殖。变化首先始于1892年，那年，从利奥波德维尔到位于刚果中心的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今基桑加尼（Kisangani）］的蒸汽船运开通了。
贝潘认为，造成这一局面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社会关系在殖民时代被破坏。他特别指出，比利时的政策导致了性别失衡，他们征募大量男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却阻止他们的妻儿老小离开村庄。
B亚型毒株的故事开始于2008年。当时，沃罗比研究了6个海地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样本，他们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于迈阿密接受治疗。
相较于军团病，艾滋病大流行更彰显了“医学即将征服传染病”这一口号的傲慢，迫使科学家们进行反思。
艾滋病的流行告诉人们，当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们在1980年为根除天花而欢庆时，一些东西被忽略了。首先，病原体持续不断地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变异；其次，人类通过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或通过对环境、动物、昆虫生态的影响，对微生物施加了强大的演化压力。
“可能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病原体，或发现了一种已存在但以前未发现的疾病，或者是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流行病学‘桥梁’”。
根据莱德伯格的说法，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尽管有了新的医疗技术，疫苗和抗生素的可及性也更加广泛，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了”。
在她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逼近的瘟疫》中，加勒特解释道，由于全球化，“世界上不再有孤立世外、无人涉足的居住地”，再加上迅捷的喷气式飞机穿梭于世界各国之间，使“一个携带致命微生物的人可以随意搭乘一架喷气式飞机，等到病症显露出来时，他已到达另一个大陆”。她悲观地总结道，艾滋病“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即将到来的流行病大军的先锋。
幸运的是，不像广州和广东的其他非省会城镇，香港有世界级的医疗设施和配备最新诊疗技术的教学医院。香港卫生官员大多曾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接受训练，他们希望实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同的临床和公共卫生标准。香港医疗系统的严谨性，加上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全球卫生的“哨兵”。简言之，当中国内地某地出现新的病毒流行或大流行时，最早敲响警钟的很可能是香港。
11月出现了两起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12月又出现了几起。香港当局惊慌不已，关闭了市内的农贸市场，下令扑杀了域内150万只鸡。这似乎起到了作用。虽然采自野生鸟类的样本中仍不时检出H5N1病毒，但家禽中却没再出现病例报道。尽管如此，等到1998年的疫情结束时，仍有18人感染，6人死亡，其中5人是成年人。
发，可能比1997年袭击香港的那场禽流感还要严重得多。当时，中国官方宣称这次呼吸道疾病暴发是由衣原体引起
至此，裴伟士确信他目睹的是一场新的禽流感暴发，可能比1997年袭击香港的那场禽流感还要严重得多。当时，中国官方宣称这次呼吸道疾病暴发是由衣原体引起的，但裴伟士对官方说法表示怀疑。因此，他拜托两位之前曾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的中国同事开展谨慎的调查。这两位医务人员前往广州，带回了20名中国患者的咽漱液。
与此同时，在泰国，这种神秘的疾病于3月底夺走了亚洲最受尊敬的医生之一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的生命。这位意大利临床医生是一位寄生虫学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部门在越南的负责人，他是在河内越法医院治疗一位年轻的华裔美国商人时被传染的，后者于2月26日因严重呼吸道症状入院。
乌尔巴尼终年46岁，他死在曼谷一家医院的临时隔离室里（治疗约翰尼·陈之后，乌尔巴尼飞往曼谷，并没有意识到病毒正在他体内潜伏），临终前连接着呼吸机，使用了大量吗啡镇静，这在东南亚的外籍医疗界掀起了层层波澜。一位熟知高传染性患者诊治流程的医生，却染上了如此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已经进入21世纪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事呢？还有，为什么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会对肺炎这种小病无效？于是人们再度回到了那个问题上：病原体究竟是H5N1病毒，还是其他的禽流感毒株？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参与了“9·11”事件，而且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位伊拉克统治者几年前就已销毁了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在中国广东孵化酝酿，而且，貌似正通过搭乘公交车、火车和飞机这样简单便捷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
而在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确信自己已经建立了一套系统，能提前发现那些会引发流行病的新的生物威胁。这套系统便是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简称GOARN）。GOARN是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部门负责人、流行病学家大卫·海曼的创意，他曾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工作过，经历过军团病和埃博拉疫情。
病毒的空气传播一旦开始，便能通过纵横交错的航路（比如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线）以指数级的速度传遍全球。这种状况前所未有，令人恐慌，它提醒人们：国际领空可不像物理地界，人员和病原体极易跨越国境。
在动物宿主中持续发现SARS感染，也意味着将来的SARS暴发仍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真正的全球威胁并不是SARS病毒，而是一种具有全新抗原性变异的、高致病性的、高传播性的流感病毒。
埃博拉出血热是人类已知最致命、最恐怖的疾病之一。起初，患者会发热、头痛、嗓子疼，很快便会出现腹痛、呕吐和腹泻。
因而，关注那些已知会增加感染风险同时又可控的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其中一个因素便是食用野味，另一个则是社会行为和文化习俗。在西非的文化传统中，也许没有什么比
在这场疫情中，埃博拉病毒共引发了将近29 000例感染，其中11 300例死亡。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暴发，累及5个西非国家，所幸人们最终阻止了这场瘟疫带来的“末日审判”。
也许某些地区曾经看来远在天边，但如今，那里出现的新病原体可以将风险带给整个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医学研究所就曾警告，越来越多的国际航空旅行和商贸往来增加了新发传染病扩散的危险，而西非的此次疫情恰是对此的印证。
和“9·11”恐怖袭击一样，邓肯的例子暴露了美国领空防御漏洞百出，面对外来病原体时十分脆弱——由于发达的航空业，病原体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一个城市。
这些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虽然埃博拉病毒曾在医院设施中大肆传播，偶尔也引发过城市内的疫情，但通过严格的隔离护理方法和隔离接触者等措施，那几次疫情都得到了快速遏制。
这些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虽然埃博拉病毒曾在医院设施中大肆传播，偶尔也引发过城市内的疫情，但通过严格的隔离护理方法和隔离接触者等措施，那几次疫情都得到了快速遏制。另一方面，虽然《血疫》这样的书籍加深了大众的印象，使人们知道埃博拉病毒是一种具有高度变异性和致死性的病毒，但到了新千年，对于埃博拉病毒可能变异为“仙女座菌株”的担忧在不断消退。
可惜，专家们忘记了社会行为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例如食用野味和遵循传统的丧葬仪式）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曾考虑到，生活在三个国家边界的当地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以及新修的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前往城市地区的时间。他们还没有想到，对外国人和政府精英的普遍不信任影响了疫区人民对埃博拉的认知：人们不一定会相信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有可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不过西非埃博拉疫情给我们的最大教训也许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很可能已经在三国边界流行多年而未被发现。
至于为什么发生在盖凯杜，倒不难理解，只需看看这片曾经的森林地带是怎样被伐木工和农民夷为平地的，便可推知一二。尤其是砍伐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蝙蝠不得不离开栖息地，在距离人类居所越来越近的地方安家。
典出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长篇讽刺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在书中，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系列导向逻辑悖论的规则。比如，一个人若是疯子，就不需执行飞行任务，但他必须主动提出申请才能免除任务，而一旦他提出申请，就证明他不是疯子。在引申义中，“第二十二条军规”常用来形容陷入悖论的窘境。
典出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银色马》（The Adventure of Silver Blaze）一文。在故事中，马失窃当晚，看门犬没有吠叫。福尔摩斯由这样一个反常事件，推断是熟人犯案。由此，“未吠之犬”就用来形容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事件本身包含重大线索。——
过去的经验无法帮助我们应对它，就算它发生了，也被普遍当作不可能的事。
根据塔勒布的说法，黑天鹅事件有三个关键因素：罕见性、冲击性和事后追溯性（而非事前预测性）。
巴伊亚州毗邻伯南布哥州，以椰林树影的海滩和宜人的气候而闻名，首府萨尔瓦多人口众多。
巴西贫民窟的社会和环境条件没有改变，因此那里仍然是伊蚊等携带寨卡病毒的蚊虫滋生的地方，蚊子自然也不会停止吸血。
一次又一次，我们帮助微生物占据了新的生态位，协助它们传播到新的地区，而且我们通常要到事后才看清这一点。从最近的大流行和流行病来看，前述进程似乎还在加快。
。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大城市，就像修昔底德时代的雅典一样，将大量人口聚集在狭小且通常不卫生的空间内，这为新型病原体的扩增和传播提供了理想条件。过度拥挤会增加病原体传播的风险，尽管有时，技术和建筑环境的改变可以减轻这种风险。
不是微生物自己完成了这项创举，而是我们人类的技术替它们完成的。
挤进候机室，然后在经济舱里排排坐好，简直就像是1929年将鹦鹉热带到巴尔的摩和其他美国城市的笼装亚马孙长尾鹦鹉。区别是，长尾鹦鹉不能选择自己的住处，而我们可以。
他表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科学家有责任“规避智识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关于自己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幻觉或自以为是。”
“对预料之外的变化保持警觉，同时需要意识到，即使是对生态平衡微不足道的干扰也可能产生众多惊人的影响。”
在这些举措背后，还潜藏着西班牙流感的幽灵。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科学家们明白了谨慎的价值和傲慢的危险，那就是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投下的长长的阴影——鲜用夸张用语的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流行”。
近几十年来，流感大流行继续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暴露了科学知识的一些根本性欠缺……这些不确定因素使人们很难预测流感的大流行，因此，自然也难以制订适当的计划来预防它们。”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
加缪无法预见的是，尝试预测灾难也会造成新的扭曲，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还要感谢国会图书馆的报刊图书管理员